据北京市疾控中心2015年的最新数据，近两年来，北京每年新增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达100多例。梳理数据，发现艾滋病对校园的威胁堪忧：上海市2015年11月30日新闻通气会消息，上海2015年报告学生感染者92例，同比上升31.4%，其中88%为男男同性性传播；据湖南省卫生计生委2015年11月29日消息，湖南省2007年发现学生艾滋病感染者4例，至2015年累计已达536例，其中2014年138例、2015年154例，是2007年的38.5倍，男男性传播占69.6%，其他地方如浙江的杭州市、广州市等，这两年来的数据也是相当惊人。

1.目前高校艾滋病防控的情况？

江初：目前防艾形势严峻，从2011年至2015年，海淀区高校新报告学生感染者年均超过20例，近两年增幅加大，仅2015年前10个月，新发现感染者就达到60例，累计已近200例，男男性传播达60%以上。疫情快速上升的原因：第一，可能在学生中艾滋病的传播速度的确在加快，但具体数字难以掌握；第二，近几年政府对艾滋病的检测手段、检测频率都有提高，发现的能力提高了；第三，政府加强了预防艾滋病宣传，有高危行为的人群自觉去做检测的数量增加了，也增加了检出的几率。

夏国美：现在传播是艾滋病传播最广的途径，而且大部分是男男性传播。在高校确实有很多，这是因为很多大学生不了解艾滋病的基本知识，经过30年的发展，很多人以为艾滋病不是绝症，有很先进的手段治疗，有些人认为这就是一个慢性疾病，不可怕，所以预防的警惕性也下降。也有些人认为，性只是个人的行为问题，不一定会带来这么可怕的后果，有侥幸心理。也有人认同多性伴，认为人的一生不是只有一个性伴侣，这样一种价值管的变化也是导致这个疾病上升的因素。

2.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

江初：尽管安全套很有效，但“预防艾滋病”与“使用安全套”二者依然不能划等号。因为它不是100%。因为，第一，安全套的质量是否100%合格？第二，是否每一次性行为都按规范使用？第三，使用安全套，肯定涉及道德的因素，比如一个感染者，他（她）是否会本着为自己也为别人负责的态度使用安全套？据目前了解，无论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还是异性性行为，肯定没有100%都用安全套。就像开车一样，你车技越高超、汽车的保护功能越齐全，可能开车就越肆无忌惮。你掌握了防控知识，一方面可能保护你，但另一方面，可能觉得自己能保护自己了，会更放纵自己的行为。因此，“知识”也是一把“双刃剑”！毕竟艾滋病不是个人的事情，它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传播的，这就涉及到了社会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
有些专家认为，艾滋病“只存在‘高危行为’而不存在‘高危人群’”，但事实上，实际上“人群”是按他的“行为”来划分的，因为我们通常说“性服务工作者”是“高危人群”，是因为他们做性服务的工作是高危的，还有吸毒人群是高危人群，是因为他们有吸毒的行为，经过研究调查，发现这些行为是高危的，所以这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分的。

夏国美：任何疾病的预防都没有绝对的，但是在艾滋病预防的手段上应该是绝对的，就是不能有相对心理，任何侥幸心理都是要不得的。艾滋病防治的“红灯”首先就是性行为的安全性，一是不要随便发生性行为，如必须发生一定要确保是安全的。社会是不可能限制一个人的性行为的，这种限制主要是靠人的自觉，所以不提倡未成年时发生性行为，因为你不能对你的行为负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条，血液、母婴和性，如果你不接触这三条，是不可能被传播的，这里面性还是最重要的，完全是个人的行为问题。

Damien lu：对于同性恋这样的性少数群体，如果他的心理状态不好，自我认知不好，他就不太会考虑保护自己，在与别人有性接触的时候，怕对方觉得没有信任感，怕对方觉得自己挑剔，就做不到要求用安全套。

邵一鸣：同性恋有感情成份在，他们的“亚文化”就是说“你要防我的话，你就是看不起我”，这些同性恋内部的“亚文化”不利于控制艾滋病的传播。

林志敏：从病理学来讲，安全套预防艾滋病是有效的，但是从更广义的生活来讲，应该倡导一种绝对安全的行为方式。什么是绝对安全？就像我们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这是绝对的规则。但从相对角度来说，如果路口没人的时候，车子开过去可能也没事，但很有可能突然出来一个人或一辆车，就出事了，这样的安全只是侥幸的安全，不是绝对安全。迁移到艾滋病传播，这其实是一个哲学命题，什么是绝对？既然是性行为传播，那么，什么样的性行为会传播，把它彻底杜绝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我们总是去迁就人的坏习惯，就像过马路也迁就人的坏习惯一样，执法不严，事故也就频频发生。同样，疾病防控不像执法那样严格，这里就会漏洞百出，疾病还是会传播开来。我认为，安全性行为就是把性行为规范到婚姻里，从绝对意义来讲，只有在婚姻以内的性行为才是安全性行为，除此以外都是不安全的，只是相对的安全，没有绝对的保障。

3.性教育该重视科学还是道德？

江初：有了知识，有可能为防控艾滋病提供帮助，也可能更放纵自己的行为，因为绝对自己能够保护自己，就更多地接触这些行为，更放纵自己。尤其是有少数人群，在知道自己感染的情况下，更加不用安全套。疾控中心曾接待过一位高校的男性，明知自己感染了，还频繁与别人发生性行为，且不采用保护措施，直到某一天，这位男性“良心发现”，才到疾控中心来“自首”。这样让我们的预防工作很被动。假如一位感染者恶意传播，他传给10个人，而这10个人中只要又有一个恶意的，他再传播给10个人，经过十个轮回，所传播的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夏国美：我们从1987年开始开展性教育，当初的教育实际是比较保守的，如果当年的教育是系统的、全面的，今天他们就可以很好地面对自己孩子的性教育，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全面、系统的性教育要区分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应该进行科学教育，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性意识，孩子不会想很多，而是很自然地接受。在有了性意识以后，应该进行性的人文教育、性的伦理、心理教育。教育分年龄段实施很重要。

4.国外性教育有哪些模式？

石国亮：西方的性教育模式分为5种，第一种“安全性教育模式”的出现，主要在欧洲，二战以后，经历了思想解放、性解放运动，堕胎、少女妈妈、艾滋病等社会问题激增，挪威、瑞典、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开始采用“安全性教育模式”：你可以有性，但要对一个性伴侣忠诚，如果要交换性伙伴，请使用安全措施。第二种“纯洁性教育模式”或称“禁欲性教育模式”，倡导婚前守贞，主要在美国和日本。据统计，在美国有政策开展性教育的公立学校中，86%的学区提倡禁欲教育，其中35%的学区以禁欲教育为性教育唯一内容，为什么？也是因性解放、性自由运动导致的青少年性问题居高不下，民众不满，一些民间组织积极推动“纯洁性教育”。在1994年大约有21万美国青少年签署了立约卡，拒绝婚前性行为，此运动遍布世界85个国家和地区。第三种“家庭性教育模式”主要在英国，以家庭倡导的理念为主，学校如果要推行性教育课程，需要家长签字授权。第四种“同伴性教育模式”主要在澳大利亚，是通过同龄人互相影响，倡导性道德、性健康。第五种ABC性教育模式即“全面的性教育模式”，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的：A、避免婚前性行为；B、对配偶或性伙伴忠诚；C、如果有多个性伙伴，请使用避孕措施。

5.性教育应该倡导什么样的原则？

夏国美：“性教育”第一应该是“有益”的原则，对年轻人应该是有益的；第二应该是“尊重”，不是强加的，而是他想要的。最重要的是“无伤害”原则，不能因为这个教育产生不利因素。发生性行为时的“你情我愿”和“互相负责”还是有区别的，仅仅情愿而不负责任地发生性关系，最后会带来伤害的。如果婚姻不能保证不发生婚外性行为，婚姻也不是保险箱。所以，一定要有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的态度。传统观念认为“性行为应该在婚姻里进行”，很多认为传统就是不好的，这其实是误解，很多传统观念是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化精华。如果人们都把性行为规范在婚姻内，就是预防艾滋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可以保护每个人。所以一些好的传统观念不但要保留，而且还要发扬光大，如果在教育强调这一点，很多年轻人也可以做到高度自觉，就不会轻易和他人发生性的关系。

陈一筠：人类的两性关系从单纯的满足生理需要、繁衍的需要，到满足心理、精神、安全感、归属感的需要，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个民族在摧毁了“婚姻”模式、倒行逆施的情况下，还能持续地兴盛、发展。很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研究发展，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族群如果极端性自由、过度性开放，这个族群不会长久兴盛，最终都是衰落和绝灭。尽管西方进行了一次次改革、实验，如美国的性解放运动、群居公社等，总想找到替代“婚姻”的模式，但都发现走不下去，上个世纪的性解放、性自由运动之后，就出现了大量社会问题，离婚率激增、家庭解体、青少年犯罪上升、性病、艾滋病发病率猛增等。所以，在西方国家一波又一波性开放运动后，开始倡导回归家庭，联合国还设立了“国际家庭日”，以挽救家庭、保护家庭，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应该多听一听西方人反思的声音，因为一个运动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能看出它的影响。西方人走过的路我们不要亦步亦趋，要从中吸取教训，少走弯路。性关系应该是两个人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在人类发展长河中以“婚姻”的形式固定下来，当然有其深刻的道理。

6.“关爱艾滋人群”与“预防艾滋病”是什么关系？

江初：疾控中心进入学校开展预防宣传工作，包括设置安全套发放机，都需经学校同意。假如学校不清楚疫情，那你怎么去得进入呢？ 所谓‘自由权’或‘隐私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作为防疫部门，我们肯定要保证大多数人的健康安全，要对‘健康权’负责，而在防治性病、艾滋病的过程中，我们有可能会侵犯你的隐私。比如你自己不愿说，也不允许我们对外面任何一个人说，如果我们尊重了你的人权，就侵犯了其他人的健康权利。当然，作为防疫部门，肯定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比如通报学校时，不会具体到某个个人，而只是通报数字。

夏国美：我们关爱的是“病人”，不是“病”。“病”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要打倒的。所以，让“病人”去看病、包括对“病人”进行限制，实施控制疾病蔓延的措施，这才是对“病人”最大的关爱。病人的权益是更应该受到保护的，我们尊重他们的权益一方面是保护了他们，一方面是更有效地保护了这个社会，因为得到尊重的艾滋病病人，不会恶意地、故意地去伤害他人。往往他们受到太多的歧视，他们心里产生恶化，才会想到去报复他人。

林志敏：保护和预防，自由与限制完全是一个融合的关系，因为要防止艾滋病，所以在性领域里建立红绿灯，这正是尊重人格的表现。然而，现在有个误区，批判这种疾病的传播方式就是对他的侮辱，其实不然。对错误的、传播疾病的生活方式的批判，正是对人的尊重。现在我们把纠正人的生活方式和贬低人格混为一谈。所以，我们要建立新时代的伦理观，建立卫生的伦理观，才能杜绝艾滋病的传播。

7.预防艾滋，“性教育”能做些什么？

林志敏：教育始于家庭，性教育，一定要从家庭开始。在孩子的性征还没有成熟时的道德养成、行为习惯，对他日后的性行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性以后用的好，就会幸福，用不好，就不幸。人类自古以来就在“食”和“色”之间徘徊着。我们从小教育，小朋友喜欢吃、喜欢快乐，这个快乐是延迟满足好还是及时满足好？所以，我们在教育中要注意养成一个素养，就是什么样的需要是必须马上满足的，什么样的需要是可以延迟的。人处理性欲和小时候的欲望是一样的。弗洛伊德也发现，人长大后所有的欲望都是和小时候的习惯联系起来的。中国国学里孔子也说“无欲则刚”，任何人都需要吃、都需要性，但是这个性放在什么位置上满足才是真满足，怎样安排，这需要人有意志力、有理性，对自己有周全的考量，像这种考量、理性，都是需要从小安排的。特别是性教育需要养成一种星期，能延迟满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就好比在交通时要“红灯停，绿灯行”，要好好告诉他们“自由”是什么？人类的规则，是怎样从生死中归纳出来的？在“性”领域建立“红绿灯”，养成不随“性”所欲的好习惯，并且要有一颗勇敢的心，敢于面对“去道德化”的所谓“自由”、“权利”。其实真正的权利就是要保护自己，自由就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去生活，以史为鉴，追求成熟，养成用头脑管理身体的习惯，这样的性教育才是成功的性教育，才能真正杜绝通过性来传播的疾病。

夏国美：学校要重视性教育，而且这个教育最好从幼儿开始，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教育，这样孩子长大进入青春期以后有很多问题可以直面对待。对家长来说，要理解支持学校的性教育，有的家长不愿意学校跟孩子说这些。面对这样的压力，很多学校就采取回避的态度。现在很多学校已经把性教育纳入到生命教育的一部分，其实像吸毒问题、少女欺凌问题都可以纳入生命教育，生命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尊重生命，这也包括枪青少年预防自杀的教育。生命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尊重自己，尊重他人，这样的教育对整体的社会文明的提升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只要有这一点，性教育就会获得成功。

8.疾控中心及社会团体机构在做什么工作？

江初：北京每年要对男男同性恋者、性服务工作者、吸毒人群要进行定期筛查，提供免费咨询，把确诊感染者介绍到正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要与他们的密切接触者如性伴联络，提供检测。对吸毒人群，要求他们不共用针具，如果需要针具，疾控中心还可以提供清洁的针具。这有时和公安部门有点矛盾，但疾控中心是从防病的角度来考虑。对艾滋病感染者家庭，尤其是父母因艾滋病去世的孤儿，还要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包括对母婴感染途径的阻断，使下一代不受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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