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射凝血八因子后患艾滋病?佛山三病人索赔3500万但八年无果,一位父亲形容儿子——受伤流血不止,每天都活得小心谨慎,患有血友病的余勇(化名),从小就过着这种生活,像他这样的被称为“玻璃人”。偶然的机会,他开始注射一种来自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下称“上生所”)的名叫“凝血八因子”、止血效果极好的血制品,不料,这却使他陷入更大的绝望——有可能因用该药而感染上了艾滋病。

  在佛山,包括余勇在内的三名患者都有同样经历,他们于2009年将上生所告上法庭,随后索赔3500多万元。案件经过佛山禅城法院一审两次开庭后一度停滞,时隔8年后的昨日上午,在禅城法院第三次开庭。案件审理了一个小时,暂未作出宣判。这8年间,这几位患者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昨日,他们在禅城法院门口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索赔问题8年难解,倍感无奈。

回顾案情: 凝血八因子可缓解病情,却带来艾滋病

  “这些年孩子已哭过无数次。”昨日,余勇的父亲向新快报记者讲述了自家的辛酸。1984年出生的余勇外表看起来跟其他人没什么区别,可是身上不时会出现瘀血,刚学走路时,膝关节会有出血现象。一岁那年,他摔了一跤,腿立刻就肿了起来,瘀血久久不退,后被医生告知其患有血友病。医生告诉余勇的父母,当时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为余勇输新鲜血浆或注射凝血因子,这样能迅速缓解病情。

  最初,每次输血都是从余勇的父亲身上抽血。上生所于1982年开始生产和销售凝血八因子,不少血友病人争相购买。在朋友推荐下,余勇父母专门去上海了解过,后来通过邮局陆续购买上生所的凝血八因子,为孩子注射。2000年,余勇开始出现持续低烧、口腔溃疡、体重下降等症状。父母开始认为这是血友病导致他身体虚弱,没有太在意。可就在此后两年,余勇的双腿竟然开始溃烂,流出脓血。这次注射凝血八因子也不起作用了。2005年,余勇父亲偶然看到有血友病患者疑使用上生所未经杀毒灭活的凝血八因子而感染艾滋病的报道,立即带余勇去医院检查。一周后,余勇确诊感染艾滋病和丙肝。据媒体报道,1998年以后,全国陆续出现百余名血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他们均怀疑来自上生所的未作病毒去除灭活处理的“凝血八因子”是罪魁祸首。经过多年反复检查,余勇的父亲认定,上生所销售的非灭活的凝血八因子是导致儿子感染艾滋病毒的根源。

现新证据: 索赔金额从600万升到3500多万元

  2009年9月9日,包括余勇在内的佛山三名患者,状告上生所一案,在佛山市禅城区法院一审开庭,这也是国内同类案件的首度开庭。案件审理了一上午,未作出宣判。当时,余勇要求上生所赔偿治疗费160万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营养费10万元,伤残生活补助21万元等,共计200万元左右。另两名患者的诉讼请求基本一致。2010年4月,该案在禅城区法院二次开庭。三名原告不仅带来了新证据,还带来新的诉讼请求,他们将索偿总金额从原来的600万元左右,一下改为了3500多万元。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余勇父亲称是基于一份新的证据——由广东南粤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其鉴定结论提到,三原告的HIV、HCV(丙肝)病毒合并感染期评为四级伤残,AIDS感染期评定为一级伤残,其后续治疗费用先期可以考虑参照被鉴定人2005年至2009年平均医疗费用进行赔付,赔付期限不少于16年。余勇的父亲表示,1995年9月、11月以及12月,上生所经营部又多次向自己销售了凝血八因子,有多张当时的发票为证。据悉,另两位患者也在1995年底,从上生所邮购了多瓶凝血八因子。然而为何时隔八年之后案件重启?余勇称,这是因为当年经办该案的两位法官相继调任,如今案件新的审判长与民一庭庭长重新组建合议庭。

艰难历程: 隐瞒病情不敢结婚 因为不想祸害他人

  昨日记者见到的余勇,貌似与常人无异,另外一个原告患者则坐在轮椅上,不能行走。“那名原告患者是由于早期缺乏药物治疗,膝关节已经坏死。幸好余勇的病介入得比较早,还可以行走。”余勇的父亲提着一个行李箱,称里面全是多年以来的“证据”。余勇的父亲对新快报记者说,其实现今33岁的余勇从未尝过谈恋爱的滋味,不敢结婚生子,“这种情况能去祸害别人了吗?也不想找 同类人 谈恋爱”。余勇的父亲说,余勇在中学就辍学了,当时每天背着他上学,中途上厕所动也动不了,很不方便,干脆就没去上学了。“他几十年像个小孩子一样。没有工作,经常要睡觉,在床上哭。每2-3天就要去医院注射 八因子 ,每3个月还要去广州一医院开药。”余勇的父亲称,周围的朋友都不知道余勇有这个病。这些年来,余勇在家靠电脑打发时间。目前,“他在思维上的反应相对慢,仿佛有点 痴呆 ,也许是药物对他的中枢神经影响很大。”余勇的父亲说,自己还有一个女儿,是领养的,今年20多岁,正在上大学。老伴已经退休,在家中照顾这个儿子。对于未来,现在还不敢想象。在国内很多类似家庭早就崩溃了,但目前自己是知足常乐的。虽然前期是没有工作的,因为整天要照顾儿子,精神压力很大。后来慢慢找点事做,维持他的开销,幸好有国家救助,才可以勉强度过去。“余勇如今每年治疗费用多达26万元,其中70%是靠社保解决,另外一部分是商业保险以及专项基金救助。”余勇的父亲告诉新快报记者,国家每年还会给他7万元的救助金,是被告经调解后,通过国家红十字会向受害者发放,目前他已经收了四五年。但是余勇的父亲认为,国家救济与企业赔偿是“两码事”,“这八年来每月都在维权,希望案件能尽快解决,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余勇的父亲无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