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最后的突破是颠覆性的思维,就像战争时,弗莱明发现了抗生素。没有抗生素之前,谁能想到还有抗生素?我想艾滋病也是突然某一天发现一个什么东西,最后解决了,而不是传统的概念。”高福说。
显微镜下的艾滋病病毒横截面。
高福是经常和病毒“亲密接触”的人。当有传染病疫情发生时,高福带领着中国疾控中心移动实验室团队,总是冲锋在“前线”,还曾赴西非塞拉利昂提供援助,控制埃博拉疫情。2016年,高福带领团队鉴定出高效、特异性的寨卡病毒单克隆抗体,为全球首次。
近年来,H7N9、MERS、埃博拉、寨卡病毒陆续发展成疫情,霸占新闻头条。这些病毒有的早在几十年前就曾被发现,比如:寨卡病毒最早于1947年在乌干达寨卡丛林的恒河猴中发现,随后于1952年在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人群中发现,能侵害人的眼睛、脑、睾丸和胎盘。
那么,这些令人胆战心惊的病毒近年来为何又密集出现?高福说,这是因为生态环境和人类行为在变化。
“生态环境变化,典型的例子就是2013年的H7N9:浦东有野鸟迁徙的地方,是栖息的地方。由于我们开发浦东,大家都跑到浦东了。过去它是一个湿地,人很少去;现在过去了,增加了接触的机率。”高福说,吃活禽、吸毒等人类行为习惯也对传染病发生影响。
高福做主题演讲。从生态学看,埃博拉病毒来源于果蝠,跨种传播到灵长类动物,再至人类。
病毒有动物源性,往往从动物而来,再跨种传播到人身上。但究竟病毒是怎么从感染动物变异成可攻击人类的?高福透露,这其中的机制非常复杂,相当于盲人摸象。
现场,一位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学生向高福提问,每次都冲锋在疫情前线,研究了这么多病毒,这些病毒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不是共同的祖先。”高福听后回答:“大家经常问我:你好像是来了什么病毒,就去做什么?其实,打个通俗的比方,我拿着一把枪,就瞄着一棵树,打上面的鸟,但打完之后,总有其他鸟飞到树上其他位置。我主要研究囊膜病毒,这种病毒上面有一个囊膜,我一直研究囊膜表面的蛋白。”
“最理想的状态是研发出通用的小分子药物,一下子可以控制病毒。但我估计我现在太老了,希望你们年轻的一代好好开发。”56岁的高福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