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106名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迅速引发舆论关注。虽然这一数字是该区2003年至今14年的累计统计结果，但近些年大学生染艾者快速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2015年，我国15岁～24岁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均净增长率达35%，目前全国各省份均有病例报告。该如何遏制并扭转这一态势？请看记者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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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染艾者80%为男同

“呲……”火光闪过，一缕青烟腾起。王林用两根手指掐住火柴梗，直勾勾地看着火苗在空中摇曳，直到最后一截化作灰烬，才漠然说道：“也许不久，我也会这样，燃尽，死去。”

　　王林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今年已是大三学生的王林就读于位于长沙市岳麓区的某高校。高中时，他便发觉自己和其他男生不同。“我喜欢同性。”王林说，高中期间他交了一个男朋友并发生了性关系，“但当时大家非常避讳，不要说出柜，就是在校园里谈论同性恋话题，都会引来周围人侧目”。

　　但进入大学后，王林发现，高校对同性恋的态度变得包容，“很open（开放）”。走在校园里，甚至能看到穿着情侣装的男同，这样的氛围让王林少了高中时的局促和不安。他先后交了4名男友，还通过社交软件结识了三四名男同并发生了一夜情。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尚红告诉记者，仅2015年，我国新发现的学生感染者中，经男男同性性行为途径感染的占82.6%。

　　浑身乏力，不停地咳嗽，感冒20余天不愈。去年11月，看着身上一片片刺眼的红色皮疹，王林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是不是中招了？”每年一到世界艾滋病日，校园里都会开展防艾知识讲座和宣传，尤其是近些年，男男同性性行为群体往往是防艾宣传的主要目标。但王林不敢到疾控机构检测，而是在网上购买了检测试纸。

　　鲜红的两道杠刺入眼帘，王林不愿相信这个结果。“我真的感染了？不会这么倒霉吧！”于是，他鼓足勇气到当地疾控机构再次进行检测。“虽然同样面临社会歧视，但相比社会群体，大学生主动检测的意愿更强。”长沙当地的防艾组织左岸彩虹工作组负责人小熊说。

　　仍然是两道杠。王林回忆，自己当时瘫在椅子上，“没哭，但是脑子一片空白”。他曾努力回想，到底是哪一次不安全性行为让自己“中招”。“也许就是那次，和他。”王林喃喃道。

　　他，是另一所高校的大学生。王林与他通过男同群体常用的一款社交软件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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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议四起的社交软件

长沙市岳麓区是湖南省的科教大区，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16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齐聚于此，仅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的学生总数就有近10万人。走在这里，仿佛置身没有围墙的大校园。

　　“看，闪着亮点的就是。”王林指着手机上的社交软件说，软件显示，有一名男同距他只有不到100米。“有了它，联系太方便了！”王林说，圈子里绝大多数人都在用这个软件，甚至一些感染者也在用，并且隐瞒自己染艾的事实，这些人往往是社会人群。“我怀疑的那个人就曾告诉我，他常通过社交软件跟校外人员来往。”

　　对于社交软件加速艾滋病传播的指责，耿乐并不赞同。耿乐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同志社交软件blued的创始人。他认为，社交软件促进艾滋病传播的说法都是基于App可能会让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更加容易认识性伴这一假设，但目前尚无研究支持“社交软件促进艾滋病传播”这一结论。“从行为学角度看，感染艾滋病病毒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发生了无保护的性行为。”耿乐说，互联网技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社交软件不但不是艾滋病传播的温床，反之是促进艾滋病病毒检测和治疗的载体，《柳叶刀》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手机App能促进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的性健康。

　　小熊却不赞同这一说法。“App防艾并非全无用处，但有效性存疑。”他打比方说道：“当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跑到餐馆时，面对餐前便后要洗手、营养膳食要均衡之类的宣传教育，能听得进去吗？”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年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似乎支持了小熊的论点。调查显示，移动交友软件的流行正成为亚州青少年艾滋病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智能手机移动交友软件的流行让偶然性行为的发生率增加，与其他人群相比，男男同性性行为者、性工作者、注射毒品的人和年轻的变性者4类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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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效”的安全套

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经性传播的比例达94.2%。在防控性途径传播方面，国际上提出了“ABC原则”，即禁欲、忠贞以及使用安全套。前两者强调的是道德自律，而使用安全套常被视为现实中最为可行，也便于实施的“防艾抓手”。

　　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安全套在高校却遭遇到现实的尴尬。与岳麓区相似，北京市海淀区也是高校云集之地。记者随机选取了其中一所高校进行实地采访，发现校医院等场所设置了免费安全套发放机。白色长方形的发放机上用粉色字写着“安全套发放机”，只要在机器的感应区刷二代身份证，选择所需药具，取货口便掉出一盒安全套。使用说明提示，每人每次可领1盒，间隔20天可领1次。一名学生告诉记者，大家对安全套已能坦然接受，但要自行购买，有时还不好意思，所以自行取用的发放机很有用。

　　该校在校园中共设置了3台安全套免费发放机。记者发现，在相对偏僻的地方，光顾的学生更多，其中一处，半小时内共有4名男学生使用，但设在校医院门口的发放机则无人问津，机器上已有锈迹。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说，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曾引发争议。一些学校管理者认为，在校内安装安全套售卖机极有可能对学生造成性暗示，纵容学生的性行为。“看似是个安全套的发放问题，背后却隐藏着当下高校管理者对性教育持有的陈旧观念。”

　　要发挥安全套的效用，还面临其他一些实际问题。小熊说，该小组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青少年群体的性行为具有较大偶然性，加之安全性行为意识淡薄，安全套的实际使用率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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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毒品侵蚀校园

注射吸毒人群曾是艾滋病高危人群。近年来，经性途径造成的感染人数显著上升，而新型合成毒品的滥用正在助长艾滋病病毒传播风险。“使用新型合成毒品的染艾风险在于易诱发使用者的性冲动，增加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教授刘志民介绍，新型合成毒品主要包括冰毒、K粉、摇头丸、麻古丸等，吸食这类毒品可导致使用者发展出复杂的性伴网络，甚至发生多次、轮换和群交等性行为，而使用者很少有使用安全套的保护意识。

　　据介绍，目前我国有近1/3的吸毒人员在使用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在大城市，阿片类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混用的现象也逐年增多，而美沙酮替代治疗的主要对象为阿片类毒品使用者，对新型合成毒品滥用，目前尚无有效的药物治疗手段，即便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只能采取心理治疗。

　　0号胶囊就是近些年在男同群体中盛行的新型合成毒品，常用作“助性剂”。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同相关部门将其纳入管制药品目录。但记者发现，目前仍可在网络上轻松买到0号胶囊。在某知名购物网站，输入“0号胶囊”后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无法显示‘0号胶囊’的相关宝贝”。但如果把“囊”字去掉，输入“0号胶”，则会出现诸多打着情趣用品旗号的商家售卖的0号胶囊。

　　记者注意到，多位买家在评价中表示，使用后头晕目眩，有强烈的致幻效果；有些人将其称为毒品，并奉劝他人慎用。该购物网站客服表示，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已禁售0号胶囊，但由于“0号胶”这一关键词可能是胶水等产品，因此未被限制，商家可能钻了空子。对此，该网站将进行调查。

　　国家禁毒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登记吸毒人群中，35岁以下青年占58.1%。这一比例到2014年猛增至75%，目前滥用合成毒品人员中，35岁以下青少年占近七成，低龄化趋势明显。相关专家表示，虽然官方目前尚无新型毒品在高校中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但从部分城市对高校染艾者的深度访谈情况看，新型毒品在高校中的使用情况不容忽视。此外，由于涉嫌犯罪，相比公开男同身份，新型毒品使用者的隐蔽性更强，建议公安部门对此实施持续严厉打击。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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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未来？

谈及未来，坐在记者对面的王林突然把头深深地埋进双臂，情绪一度失控。他告诉记者，现在一听到“未来”两个字，深深的无力感和绝望感便涌上心头。

　　王林原本对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大一时就开始在校外实习，染艾前已成为一家知名企业的储备干部，但确诊染艾后他已离开了该公司，“即便毕业留用，也过不了体检这一关”。王林边说边从书包里掏出蓝色的药盒，他现在每天吃药都要东躲西藏，生怕被同学发现。此外，头晕、恶心、乏力等长期服药的副作用使其难以从事高强度的工作，“有编制的企事业单位又进不去，公务员更是毫无可能”。王林说，目前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包括艾滋病病毒检测，禁止录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相关专家表示，不但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央企、大型国企等也都参考公务员录用标准，直接导致很多感染者被拒之门外。

　　“社会歧视是感染者谋生以及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小熊说，不久前，因病需要手术的王林跑遍了当地医院，在将自己的病情主动告知医生后，王林被以各种理由拒绝收住院。无奈之下，他到当地的定点医院寻求帮助，虽然医生并未拒绝，但费用却比普通医院高出不少，医院的理由是传染病患者的手术防护要求更高，使用的设备更多。

　　小熊还提到，社会歧视亦是艾滋病高危人群主动检测率较低的主因之一。“这同时意味着错过了接受治疗和关爱的机会，增加了传播的可能，形成了一个负面的连锁反应。”

　　“我的安全性行为意识太淡薄了，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王林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林、小熊皆为化名）

　　延伸阅读：

　　踯躅难行的性教育

　　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经性传播的比例达94.2%。诸多应对之策中，性教育是重要抓手之一，但在中国这个素来对“性”羞于启齿的国度，情况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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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开放

　　认知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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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34个城市高校本科生的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60.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观念，67.1%接受婚前性行为，近七成大学生接受婚前同居行为。

　　然而，开放的性观念背后，却是滞后的性认知。

　　1988年8月24日，国家教委和国家计生委联合发出《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这标志着我国将性教育纳入中学教育内容。但此后的数年间，不要说中学，即便是高校的性教育，也仍属于“偷偷摸摸的地下工作”。直到1995年，北大教授陈守良率先在该校开设《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课程。后来，这门课成为最受北大学生欢迎的通选课之一，被学生亲切地称为“三宝课”。“三宝课”这个昵称来源于歌曲《吉祥三宝》中所唱到的“爸爸、妈妈和我”。

　　“三宝课”针对北大学生所做的调查显示，约17%的女生在月经初潮时不知所措；约31%的男生在首次遗精时不知道这是正常生理现象。学生性知识的获取渠道中，书本占68%，网络54%，影视50%，同学38%，中学教育11%，父母17.6%，学校这一渠道排名垫底。2012年中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状况调查也显示，青年获取的性知识，仅有20%来自学校。

　　对于性教育进校园，目前普遍存在3种看法。一是性教育应该是家庭教育的范畴，而非学校责任。二是将性教育视为洪水猛兽，担心助长学生的性行为。对此有专家回应，如果明知学生存在性行为，学校却视而不见，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给学生讲性，是羞于启齿的事。总体而言，愿意开设、讲授性教育课程的学校和教师不多。多数大学生仍然谈性色变，存在强烈的羞耻感，与此同时，性困惑、性无知，甚至对性的很多错误认识，又使他们焦虑不安，甚至因此犯下一些不该犯的错误，遗憾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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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师资不足

　　开课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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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开设了生理健康课。以北京交通大学为例，2012年便开设了面向全校本科生的《大学生青春健康教育》选修课，每学期开设两个班，每班学生50人，每学期上课8周共16个课时，课程包括性生理、性心理、人际交往等10个左右的主题，预防艾滋病就是内容之一，约占2个课时。课程结束之后，结课的学生就变身为“青春健康使者”，每个人要负责向4名～6名没有选修该课的学生传播健康知识，并作为课堂考核的一部分。

　　不过，尽管开设了课程，学生选修热情也很高，但学校仍存在专业师资不足的问题。北京交通大学校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授课老师主要来自学校心理素质教育中心的老师、校医院妇科以及人口计生方面的医生，专业教师不足。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近年来致力于培养中学性教育的专门师资，但受培训的老师却面临“上岗难”的尴尬。方刚说，这些年，共有4000多名老师参加过他的培训，但后续跟踪发现，目前中学开设性教育课程的比例甚至不到5%，“也就是说，能有100个人在上课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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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并不等于有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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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校园防艾教育，方刚提出了这样的质疑：社会和学校传播的“如何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并不少，很多学生清楚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为何高校染艾率反而上升了？他认为，原因在于仅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并不等于真正拥有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意识，更不等于拥有负责任的能力。

　　方刚举例说，美国的“守贞性教育”主要讲性行为可能导致性病、艾滋病、怀孕、堕胎等，但大量调查显示，“守贞性教育”下，青少年更早发生性关系，无安全措施的性行为更多，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更高。相反，欧洲国家采取的是全面综合的性教育，它的目标不是让青少年“守贞”，更不是单纯预防性病、艾滋病，而是让青少年学习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结果，欧洲的性病、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是全世界最低的，有的国家甚至接近于零。

　　方刚认为，目前在中国，无论中学还是大学，全面综合的性教育接近于零。一些学校打着性教育的名义讲几节预防艾滋病的课，基本无助于预防艾滋病和性侵犯。原因就在于没有把精力投注在如何增强青少年负责任的意识和能力上，而没有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意识和能力，便不可能在诱惑面前保持冷静，即便知道不安全的性行为是有危险的，仍无法达成安全的性行为。

　　为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教育部曾要求各地落实初中学段6课时、高中学段4课时的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时间，确保高校每学年每名在校学生不少于1课时的预防艾滋病专题讲座时间。方刚认为，这虽是进步，但实际效果可能并不如设想的那样好。“不能把防艾教育和性教育画等号。现在我们只介绍艾滋病传播途径和预防性侵犯方法，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这并不是性教育的全部。”方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