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国际艾滋病宣传日121了，今年的主题是“共抗艾滋，共享健康”。为什么要把12月1日作为艾滋病宣传日呢？那是因为，世界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是在1981年12月1日被诊断出的。这个时间，也许比现在很多艾滋病恐惧群体朋友的年龄都还要大，正是因为这么一个曾经被称之为世纪瘟疫的疾病存在，才有了如今中国一百多万的艾滋病恐惧群体的存在。如果没有艾滋病毒，那么在特定恐艾群体的领域，中国将减少数百万人。害怕感染艾滋病，长期在网络搜索询问，受错误偏激的艾滋病观点暗示影响，产生应激反应，诱发焦虑、恐惧，逐渐转移和泛化，并对日常生活接触也开始怀疑、害怕。轻则影响生活工作和心理健康，重则直接导致社会功能丧失，并产生严重心理障碍与疾病。

继2020年、2021年恐艾干预心理开始推出艾滋病宣传日“告艾滋病恐惧群体朋友书”以后，每年都将在国际艾滋病宣传日前夕推出当年中心研究的相应数据。

一、和2021年相比，2022年艾滋病恐惧人群数量有所降低，减少约5%-10%，和艾滋病感染者新增人数降低方向一致。原因是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聚会、娱乐等社会面交际次数降低，可能导致感染艾滋病的高危行为频次降低。自认为性接触的高危行为是艾滋病恐惧人群出现艾滋病恐惧刺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由于减少社会接触，艾滋病恐惧群体处于家中，得以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上网，艾滋病恐惧严重程度均分较之去年有小幅提高（艾滋病恐惧严重程度参考标准为SCL-90量表和中心制作的全国第一个艾滋病恐惧严重程度自评量表）。

二、网络搜索问询历来是艾滋病恐惧群体持续存在痛苦的最主要的问题，爆炸的信息量，碎片化的信息源，不对称的信息交流，让无数缺乏艾滋病信息辨别度的恐艾人群更容易出现矛盾。距中心研究，约有90%以上的恐友表示在网络上越搜越恐惧，搜索让他们变得更加多疑敏感。如果降低撒网式搜索问询，艾滋病恐惧持续时间将会大幅降低，痛苦体验程度将会减少。据本中心统计，约有98%以上初次来中心进行心理咨询和评估艾滋病的恐友都表示有过网络搜索史，在逐步以“多点式-单点式-去网络化”的方式减少网络搜索问询后，以SCL-90量表进行评估，有效率大于95%。在网络搜索时间越长，咨询对象越多，量表评分越高，有效性越低，基本是花了多少时间网络搜索问询，就需要多少时间进行调整和矫正。更早的放弃不良搜索问询习惯，有助于更早脱恐。

三、艾滋病知识不是学的越多，对脱恐更有帮助。据中心统计，100%的恐友参加艾滋病基础知识答疑，正确率大于95%。其中约有80%的艾滋病恐惧恐友，艾滋病知识掌握能力达到了一个普通志愿者水平，约有50%的艾滋病恐惧恐友，艾滋病知识掌握能力达到了一个专业志愿者水平。但使用SCL-90和中心恐艾自评量表进行测评，其恐艾严重程度水平和艾滋病知识掌握水平没有直接关系。有部分恐友甚至是艾滋病知识掌握能力达到了一个研究人员的水平，然而恐惧心理严重程度依旧处于高分位。得出结论为系统性的艾滋病知识对恐友有促进作用，学得足够详细，精致，甚至探讨到以个案为模型的研究领域，反而对恐艾人群脱恐是一个伤害，如果本身生活中就是一个有焦虑强迫倾向的不稳定人格，是极其容易因理论概念反噬。统计模型中，以知识量为x轴，脱恐能效程度为y轴的数据图象，总体呈现“倒U”型。

四、艾滋病基础知识只占据整个脱恐进程的20%，剩下的50%和30%分别对应了恐艾心理方法和行为干预方式，后两者需要足够多的时间，持续的作用力进行支持，如一般心理沟通需要1小时时间。但很多恐艾恐友却认为艾滋病的知识占据了99%，心理因素和情绪调整只占1%，只要知识掌握就足够脱恐。结合第三点的干预数据研究可以得知，这个并不正确。在临床案例中，每年有大量的艾滋病恐惧群体将艾滋病防治医生当心理医生使用，在已经得到安全绝对的保证下，还继续反复追问艾滋病防治医生自己的感染风险如何，甚至医生已经明确表示必须去看心理或精神科，其还不为所动，继续追问，向医生反复验证。这样“强迫”医生的事件屡见不鲜，不仅耽误自己脱恐，还对艾滋病防治医生身心伤害巨大。面对面咨询是目前最有效的脱恐方式，真实个体面对面交流沟通，不仅降低了对彼此身份不确定的生疏感，还能减少信息交流的不对称性，及时进行纠正和再认知重塑。有九成的艾滋病恐惧恐友表示，明显觉得面询得到的支持和放松更多。的确，在咨询的时候看到老师微笑地注视自己，感受到对方强大的正能量气场，才觉得更真实，更有更有力量，更有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