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为什么在这里说愤青更容易在接触到艾滋病三个字后，会患上艾滋病恐惧症。其实愤青的特点是什么，基本上就是看到一些什么现象，立马就有情绪表达，甚至出现情绪失控等状态。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事件，愤青可以把其夸张的很大很严重。而作为艾滋病恐惧症患者，俗称恐艾症患者，不也是也许仅仅是一个很小的事件，一方面在网络上不断乱搜索以后，对艾滋病的了解越来越偏激，第二就是对艾滋病产生的后果进行自我暗示化，故而各种绝望，失控，悲痛在强迫的驱使下，一发不可收拾。故而，中心的老师们经常给恐友讲。如果您内心稍微平和点，不那么激进点，或许恐艾都会好不少。所以请当一名内心平和的人，而不是一有事件，就带着主观去定义，那样对社会群体，包括对自己，都是非常的不好——成都市恐艾干预心理网

    如下可以看看什么是愤青，对比一下自己，是不是一个愤青。在搜索栏中键入“愤青”二字，大约有数以千万计的网页会立刻呈现在你的面前，这还没有算上与“愤青”二字有关的其他衍生词条。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愤青”大概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了。有人因自己是“愤青”而感到自豪，并因此将“愤青”改作“奋青”；也有人将“愤青”头衔专门留给自己厌恶的对象，并将之贬低为“粪青”。

    然而，在“愤青”一词被越来越多网民所使用的同时，却鲜有认真严肃的学术研究告诉我们：被称为“愤青”的这个群体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而“愤青”现象又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情况。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杨丽君博士和郑永年教授终于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通过访谈、调研和分析网络内容等研究手段，清晰地回答了上述问题，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新近出版的《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期刊上。

    杨丽君和郑永年认为，“愤青”作为一个群体，其人员构成与行为话语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但当下的媒体报道与学术研究，大多对此认识不足。人们或是将“愤青”简单地等同为民族主义者，或是认为“愤青”只不过是在网络上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然而，通过对包括“反CNN运动”、“韩寒现象”和“69圣战”等一系列网络热门事件进行剖析，杨丽君和郑永年却发现：

   自称或者被称为“愤青”的这些人，其实是由三个差异极大的群体构成的。

   杨丽君和郑永年将第一个群体称为“民族主义型愤青”，这个群体是2008年反对CNN等西方媒体对华不实报道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是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或者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国内青年。这类网民所愤怒的对象，主要是外国媒体及其他与国家事务有关的机构，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关切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国内情况的关注。虽然这些网民常被指责与政府站得过近，但他们的愤怒往往出于自身，而他们过分高涨的民族主义热忱，也未必是政府所真正希望看到的。在外国媒体对中国“愤青”进行报道时，他们所说的“愤青”一般意指这类网民。

   第二个群体被称为“批判中国型愤青”，这个群体主要由对社会现状不满的青年人构成，他们更关注国内情况，热衷于讨论社会问题，并且对自己所不满的现象进行批判。杨丽君和郑永年认为，虽然这个群体所使用的刺耳词汇和语句，常会被作为管控的对象，但只要他们没有过激的举动，政府一般也不会对他们进行干预。而韩寒是“批判中国型愤青”群体的代表人物，但媒体对他的关注，主要还是在于他身上所具有的商业价值和娱乐精神。

   最后一个群体被称为“忿怒发泄型愤青”，包括网络黑客、游戏发烧友，以及其他许多处于高度社会压力下的人们。他们因为自身所面临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环境而充满忿怒，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都可能成为触发他们发泄不满情绪的扳机。这个群体很容易发起或参与到突发性的网络集体行动中，他们的行动虽然在网上可能有很强的短期影响力和知名度，但一般并不会成为正规媒体的报导对象。

    不过，杨丽君和郑永年也发现，虽然以上三个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它们之所以都会被置于“愤青”这个标签之下进行讨论，是因为这些群体的成员也存在着四个方面的共同特质。

    首先，三个群体都善于使用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仅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精通互联网技术。第二，每个群体中几乎都同时包含生活在国内与海外的中国人。第三，每个群体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互联网，而互联网似乎也是他们活动的主要舞台；即便是“愤青”之间的线下活动，往往也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组织的。最后，每个“愤青”群体所关注的重点虽然不同，但他们往往都对国内的社会现状持有批判态度。

    那么，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成为“愤青”呢？

     杨丽君和郑永年认为，这个现象反映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快速变革的中国社会，迅猛而剧烈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剧烈转型的过程中，一些与许多人都密切相关的矛盾和问题，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当人们开始体验和对比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时，难免出现不安、不解和不快；而这些情绪在高度生活压力的情况下，很容易发酵为不满和愤怒。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恰好给人们提供了表达的机会；于是，许多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不仅自己成为了“愤青”，也吸引或者刺激着许多类似的青年人加入这个群体。

    不过，“愤青”群体和“愤青”现象可能更像两枚透镜，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对后者进行了夸张的折射。例如，杨丽君与郑永年也指出，由于互联网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巨大力量，互联网上往往存在着比现实中更为多样和极端的声音；而“愤青”们之所以显得异常愤怒，也可能是他们的年纪使然——当如今的“愤青”进入中年壮年时，他们或许将和前辈一样，变得不再那么容易激动。

   同时，“愤青”群体和“愤青”现象的复杂性也再次提醒我们，避免随意“贴标签”，是观察和分析中国互联网时所应持有的基本态度，因为正如杨国斌教授此前所指出的那样：互联网上的标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相对简单的观察世界的方法，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更加复杂却也更为重要的细节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