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的大众化歧视

为了推动全球艾滋病反歧视倡导工作，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确定将每年的3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零歧视日。零歧视日的主题标志为蝴蝶，象征着蜕变、重生、美丽和自由，也代表每个人对艾滋病患者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关爱与祝福。

伴随着艾滋病的发现与疫情发展，艾滋病社会歧视也相应而生。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数据，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面对严重的歧视和污名化。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先后出台或修订了一些法律、法规和规章政策，旨在保护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人的合法权益，反对艾滋病社会歧视的发生。

污名化与歧视

歧视的概念首先与污名概念有关，1963年，戈夫曼(E.Goffman)最早提出了 “污名” (Stigma) 的概念，人们普遍把它作为社会歧视的起点。戈夫曼将污名定义为：个体获得的非社会赞许的“受损身份” ，污名被认为是一种贬低化标志，使其拥有者在他人的眼中丧失其社会价值与尊严。后来出现的探讨社会问题与越轨行为的标签理论将污名引申为“贴标签”，该理论指出所谓的越轨行为者，就是被成功地贴上了不好标签的人。

歧视(discrimination)是指社会对特定人群所采取的贬低、疏远和敌视的态度和行为。污名这一概念侧重于原因解释，歧视则侧重于结果分析，污名可以看成是歧视的原因之一。

艾滋病在某些程度上被赋予了更多医学以外的涵义。艾滋病最早在美国的一群同性恋者中被发现，在一个很大部分人口是基督徒的国家里，这种疾病在当时被很多人视为上帝的惩罚。上个世纪80年代末，苏珊·桑塔格发现，人们把原本对癌症的种种妖魔化想象转移到了艾滋病身上，于是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一文。

而在中国艾滋病也有着类似的境遇，中国HIV感染已经从特定群体逐步蔓延到了所有人，媒体对对防艾教育中反复强调的相互忠诚强调高危人群的同时，也相当于变相给HIV感染者打上了性乱、滥交的烙印的同时，同时还给一些固定性伴者、未检测者、不使用安全套者带来了更多侥幸暗示。

这个情况在异性恋男性中尤为突出，殊不知新发HIV感染在目前中国占比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就是异性恋男性。

艾滋病的妖魔化

关于艾滋歧视产生的原因，污名化和对艾滋的认知缺乏被提及得最多，其它原因分析例如从社会偏见和刻板印象[1]、道德恐慌和信任危机[2]、社区环境[3]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对于艾滋歧视造成的危害，几乎有着一致认同，即艾滋歧视不仅使HIV感染者产生羞愧、耻辱乃至犯罪感，还导致了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的待遇，而且由于惧怕歧视而拒绝治疗从而造成了更大的感染机会，因此妨碍了艾滋病的有效预防和控制。关于艾滋歧视的干预，比较系统的研究是Brown等进行的综述[4]，他们检索到了22篇文献，这些文献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些文献中包含的干预措施主要有四大类： 提供健康教育信息、帮助建立或发展应对技巧、咨询、与感染者接触产生同情心。

有学者指出，无论从个人层面还是大众层面来看，大众传媒是社会公众健康信息的主要来源，其所传递的健康信息都会影响公众对健康议题的感知(Milio，1998)。

以艾滋病的信息传递为例，多数研究结果显示：一般受众对于艾滋病的主要信息和相关认识来源于大众传播媒体。并且大众传媒对艾滋病及艾滋病毒感染者在受众脑海中的形象建构，以及对受众关于艾滋病的认知和行为改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公众对艾滋病及其相关知识的了解，有85%来自大众传媒。[5]

在防治艾滋病的过程中，有时记者的作用绝不亚于医生。联合国艾滋病项目执行官彼得·派特博士在巴塞罗那艾滋病大会上曾经说过：“当涉及到艾滋病时，记者的影响比医生的影响更大。”[6]

我国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对于艾滋病的报道中，有些报道过度渲染艾滋病的危险性和致死性，并经常使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言。艾滋病因而被冠以“ 人类新瘟疫 ”、 “新瘟神”、 “超级癌症”、 “20世纪恶魔”、 “二十一世纪的瘟疫”、 现代“黑死病”、 “洪水猛兽” 等等污名。社会大众几近谈 “艾” 色变。

台湾学者在研究媒体关于艾滋病患者死亡事件的相关报道情况后发现，将“歹死”、“不正常死亡”、“不自然死亡”与艾滋病勾连，把艾滋病死亡描述成“肮脏、罪有应得、难堪又难看、孤寂、绝望痛苦、危机四伏”，因而使艾滋病患者维持其“异类”、“他者”的社会位置。[7]

美国CDC在2018年8月16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1987-2015年25至44岁人群中因6大原因导致的年死亡率趋势，意外事故登顶，HIV感染死亡率最低。在白人中，因HIV死亡的人几乎为0。意外事故与自杀逐渐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HIV目前可防可治，坚持抗病毒治疗便可以保持健康

用爬虫以艾滋病作为关键词，抓取了内容进行分析，其中百分之31的内容，有提到恶意传播，剩下的的内容大多是针对男男性行为群体、女性、大学生、来华留学生的内容。然而统计数据里，新发感染人数占比最大的人群，异性性行为男性——所谓的“直男”反而少有提起。

对HIV携带者的污名化从乱交到现在恐怖分子报复社会的形象，引发全面恐艾的奇葩氛围，某些媒体功不可没。

性道德与艾滋病

中国人重视性道德，各方面的道德宣传也做得十分到位。以至于我们对“性”这样的话题避讳到了谈之色变的地步。禁成人内容，无分级制度，大力扫黄打非之下，在严格“一夫一妻”法制社会中，多出来的6000万男性的性需求该如何解决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毕竟六千万没有配偶的男性，依旧存在着不可忽略的性需求。

遵守性道德不等于不会感染HIV，前文提到中国HIV疫情已经从特定人群向全部人群蔓延，固定伴侣传播占比也日益提升。2015年新发感染人群中，约30%的女性与9%的男性是被婚内固定伴侣传播，遵守性道德的人却感染HIV的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病毒没有AI，不会识别谁乱不乱，也不等于所谓的“不性乱就不会得病”，只是性伴较少的人，感染风险相对较低罢了。今天扛着道德大旗去歧视别人，明天，很有可能就成了被歧视的那个人。换位思考对很多人来说真的很难。

污名化的宣传导致在国内，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

“哪个好人能得艾滋病？都是那些乱交的人群才染上这种病，那些行为不检点被染上的，绝对不值得可怜！”

同时，我不得不承认，单次性行为感染HIV的风险非常低。但是这个低风险乘以中国近14亿的巨量人口，绝对值也并不会少。

*以下仅仅是基于人群的风险的一个的预估，而不是对个体的确定风险[8,9,10]

感染者恶劣的生存环境

恐惧不只是来源于无知，也可能来源于歧视。接触到的恐艾症患者中，经过科普，其中很多了解HIV感染并不致死后，依旧保持着极端的恐惧心理。经访问数个恐艾者发现，他们恐惧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恐惧感染后万一被他人知道的歧视。即便他们不知道U=U(坚持用药，维持病载量无法检出，则不会通过性行为传播)，他们也知道日常接触不会传播。

而感染者群体，多数活得小心翼翼，拒诊或者变相的拒诊推诿更是家常便饭，在2018年12月1日今日头条的一个调查中反映出，多数人无法接受与HIV携带者共事。

感染者群体在社会上得不到很多保障，就学就业就医，层层阻碍。歧视加重阻碍，阻碍导致孤立，孤立加剧歧视，恶性循环，歧视愈演愈烈。而歧视，让人害怕检测，使得疾病的干预防控，难以进行。

在接触过的感染者群体中，自检筛查阳性讳疾忌医，不敢面对现实，直到发病期才开始治疗，这类人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乙肝偏见的减轻，始于乙肝爆发到上亿感染。望艾滋不要重走乙肝的老路。